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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6月23日，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家、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理查德·霍尔登（Richard Holden）公开呼吁，暂时完全取消澳大利亚的烟草消费税，以此打击该国迅速扩张的非法烟草市场。他的这一提议将围绕烟草税的辩论推向了新的高度。
为什么呼吁取消烟草消费税？
霍尔登的核心逻辑直截了当，只有大幅降价才能有效瓦解非法烟草市场。他认为，渐进式地降低税率远远不够，必须将税率降至零，并且维持足够长的时间，使非法烟草贩卖者失去价格竞争力。
霍尔登指出，单靠执法部门打击非法烟草几乎不可能成功——鉴于非法市场的规模之大和警方资源之有限，执法手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“削弱非法市场的定价优势，才是消除它的最佳途径。”
这一提议的背景是，澳大利亚的烟草消费税在过去十年间经历了惊人的上涨。霍尔登特别指出，单支卷烟的消费税已从26澳分（约合18美分）上涨到约1.53澳元（约合1.09美元），这意味着购买一包20支装的卷烟，仅消费税就超过30澳元（约合21.30美元）。
非法烟草从12%到80%的惊人跃升
霍尔登的呼吁并非空穴来风，支持他论点的最核心数据来自澳大利亚统计局（ABS）。2025年，澳大利亚消费的尼古丁产品中约有80%来自非法市场，而2017年这一比例仅为12%。
澳大利亚统计局通过废水中的“尼古丁代谢物浓度”监测，结合合法卷烟和电子烟的家庭消费支出数据得出了这一结论。数据显示，尽管整体吸烟率较21世纪初有所下降，但2017年至2025年间，澳大利亚的尼古丁消费总量增加了近40%，增长主要由非法卷烟、电子烟和其他尼古丁产品驱动。
牛津经济研究院（Oxford Economics）受澳大利亚零售商Ritchies IGA委托进行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。报告指出，合法烟草与非法烟草之间的价格差距在过去十年间从11澳元扩大到了47澳元。巨大的价差驱使消费者从合法渠道转向非法渠道。该机构估计，2024-2025财年非法烟草的市场份额已达到50%至60%，市场规模在41亿至69亿澳元之间。按当前趋势，到2028-2029财年这一比例可能达到89%。
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的数据同样触目惊心。2024-2025财年，该机构共查获了2.53亿支卷烟和435.46吨散装烟草。仅在2025-2026财年第二季度，被拦截在边境的非法烟草和电子烟就代表了约10亿澳元的逃税金额，其中包括超过467吨的非法卷烟和散装烟草。
非法烟草交易带来的不仅是税收流失，还有暴力和犯罪。据报道，仅维多利亚州就有超过125起纵火案与非法烟草贸易纠纷有关。犯罪团伙通过火攻购物街、恐吓零售商、招募年轻人等手段控制非法市场。
税收收入的断崖式下跌
高税率原本旨在增加财政收入并抑制吸烟，但现实却走向了反面。烟草消费税收入已从2019-2020财年163亿澳元的峰值急剧下滑。2022-2023财年为126亿澳元，2024-2025财年预计为78亿澳元，而2025-2026财年的预算预测已降至41亿澳元。
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模型显示，如果政府继续按现行趋势提高消费税，到2028-2029财年，消费税收入可能仅剩15亿澳元，届时约90%的卷烟将来自黑市。该机构建议将消费税降至2019年的水平并冻结上调，同时加强执法力度。模型测算显示，这一组合方案可将非法消费减少近一半，非法市场份额从64%降至37%，并使消费税收入增加31亿澳元。
争议与反对声音
霍尔登的提议并非没有争议。澳大利亚非法烟草和电子烟专员安伯·舒海塔（Amber Shuhyta）警告称，降低消费税不太可能遏制蓬勃发展的黑市，反而可能引发更多的帮派暴力。她指出，犯罪团伙已经根深蒂固，“非法价格也可以降低以保持竞争力，他们为维护和保护自己的收入而重新挑起暴力，这并非不可想象”。
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首席经济学家贾斯汀·道格拉斯（Justin Douglas）也持怀疑态度，即使将消费税减半，合法与非法产品之间仍将存在相当大的价差。“非法贸易总能更便宜。供应充足且廉价，这意味着非法交易商可以继续降价以维持价差。”
悉尼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贝基·弗里曼（Becky Freeman）明确表示不支持将消费税降至零。澳大利亚吸烟与健康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劳拉·亨特（Laura Hunter）则称削减消费税的提议是烟草游说团体“自私的烟雾弹”。她指出，澳大利亚约有4万家烟草零售店，远超全国约7000家加油站和6000家药房——“对于一个只有约10%成年人吸烟的国家来说，销售烟草的商店比面包和牛奶等日常必需品的销售点还要多”。
联邦财政部长吉姆·查默斯（Jim Chalmers）对削减消费税的效果表示怀疑，并表示政府正在投入数亿澳元加强合规执法。
结语
霍尔登教授“将烟草税降至零”的提议虽然激进，却揭示了澳大利亚烟草政策面临的根本困境，当合法卷烟的价格被高税收推至全球最高水平时，反而为非法市场创造了巨大的获利空间。高税率原本旨在减少吸烟，却意外地“养肥”了一个由有组织犯罪控制的、规模达数十亿澳元的黑市。
问题的复杂性在于，降低税率可能减少黑市的利润空间，但也可能被视为对烟草行业的让步，并可能影响公共卫生目标；而维持现状则意味着税收持续流失、犯罪日益猖獗。霍尔登的提议或许难以直接落地，但它迫使政策制定者正视一个尴尬的现实，过去十年以增税为核心的烟草控制策略，可能正在产生与初衷完全相反的后果。